星期一, 12月 15, 2008

『唔 X 唔鬆化』式政治災難


  『X』可以是掟一條蕉、發生一宗異國車禍、或是被兩份頭條五篇社評『圍插』──雖然主事官員大概會寧願『X』只是一個普通粗口字。繼梁展文和生果金事件之後,衝擊曾蔭權政府管治權威的是另一宗完全可以避免的政治災難。泰國發生政治動盪,機場被佔領,旅客滯留泰國,中央政府立刻派出了多架包機將滯泰遊客接回,就連澳門也派了包機接回一百七十多名的遊客,比較之下,香港政府卻似乎對滯泰的千多名港視若無睹,多次重申只靠國泰的班機便可解決問題,結果當然被傳媒群起攻之;連兩份素來親建制報紙的社評也指港府應該派出包機,可知問題嚴重。終於一宗車禍發生,兩名港人一死一傷,政府才急急表示安排包機,可是已經恨錯難返,翌日報章沒有一份讚揚政府『轉軚』關心滯泰港人,反之『遲鈍』、『窩囊』、『麻木不仁』批評不絕。更戲劇性的是被嘲『見死才救』的同時,泰國局勢卻立見明朗,機場重開,政府臨急安排的包機卻只得小貓三四隻,浪費公帑事小,政治災難事大。問責之火由魏永捷、張琼瑤、盧奕基、李少光、林瑞麟燒到唐英年、曾蔭權,火燒連環船勢必牽連政府的威信,以及整個問責制度的可靠性。

  其實政府是否非派包機不可?也不一定。英國政府就堅持以向航空公司施壓加派航班來解決問題,一句『安排包機只是博取一個好頭條的便宜姿態』可謂豪氣沖天。至於車禍的發生,要特區政府為意外負上全責雖然並不公平,但政府恐怕也只好打落門牙和血吞。誰叫香港政府對於滯泰港人一直安排欠妥,載道怨聲早經傳媒傳回香港;加上中央和澳門政府均以派出包機作為關懷市民的做法,香港政府將自己迫進被動回應的尷尬位置,只懂被人踢一腳便動一下,先機盡失,被千夫所指實在活該。回想當日政府面對生果金問題時的手法,其實如出一轍地愚不可及:本將生果金提高至1000元理應得到掌聲,然而先提出審查機制、吃了毓民一蕉及被社會炮轟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讓步,予人活脫脫『唔 X 唔鬆化』的感覺,結果卻是推出德政換來臭罵,最大得益的卻是狠狠地『X』了政府一下的黃毓民。

  災難是否不可避免?卻又不盡然,就在不久之前當議員們都在討論是否要將銀行存款保障由十萬元提升至二十萬、五十萬甚至一百萬時,政府卻主動提出無限包底,其果斷決定換來了掌聲;當施政報告出爐前大眾還在猜測政府會否推出最低工資政策時,政府不但在施政報告中肯定推行,而且還是跨行業的最低工資,超出民間期望,即使『反對派』也額手稱慶,這證明政府只要正確掌握形勢,其實有能力有效管理社會期望。然而,只要偶一不慎,一旦走錯了一步,即落入萬劫不復的『唔 X 唔鬆化』式施政災難。這也許可歸咎於主事官員缺乏政治敏感度,或歸咎於問責制的不完善;然而想深一層,如果這個政府有清晰明確的執政理念,政策出台前有的足夠的溝通和談判,以及有真正的執政聯盟在立法會和媒體予以支持,整個政治災難即使不可避免,亦能減低破壞力。現時的所謂『執政聯盟』再不肯與政府榮辱與共,有事發生時更會狠狠地多踩一腳,政府恐怕更要自求多福了。

  危機危機,是危也是機。君不見911後的紐約市長朱利亞尼,以及512大地震後的胡溫,面對危機時表現出強大的領導力和同理心,在人心虛怯之時反而爭取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特區政府,沒人期望你超越胡溫--能做到『不 X 也鬆化』便已很好了。


相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angjinjian/2155097362/

星期三, 12月 10, 2008

整合、反目?民主黨的路如何走

過去一年,民主黨與公民黨的合併常被說得沸沸揚揚,可是最終只見口水花;反而民主黨與前綫的整合卻早一步塵埃落定。雖然前綫軀殼尚存,但隨着劉慧卿和主要成員蟬過別枝,前綫可謂已完成歷史任務。

卿姐是位公認勤力且議政能力高的議員,然而觀乎前綫過去10年的萎縮,搞組織似乎非其所長,加入民主黨不但予前綫一個得體的落幕,對於卿姐而言,「組織」將成更大助力而非負擔。而這幾年飽受各種出走、退黨、內訌等負面消息影響的民主黨,得到前綫和卿姐的加盟,不但喜得一名高水準的立會女議員,更是一種冲喜,有振奮軍心之效。兩者互補長短,民主黨和前綫的合併,肯定是個雙贏甚至多贏方案,對於山頭林立的泛民陣營而言,亦應是好事。

然而這邊廂兩黨喜成佳偶,那邊廂社民連和公民黨卻水火不容。

社民連的毓民在選戰中就參與功能組別和參與特首選舉炮轟公民黨,泛民之間同室操戈,結果就是或多或少將本有機會勝出的毛孟靜和張超雄拉下馬,有說甚至影響到功能組別的泛民投票率,使莫乃光和黎廣德落選。兩黨在選後罵戰不絕,你罵我沒品,我窒你是藍血人,已到「面不和心也不和」的地步。

泛民勢力地圖更清晰

在社民連而言,選戰如戰場,選舉又不是請客吃飯,况且社民連以攻擊公民黨確立自己形象,兩者屬互相競爭多於追求雙贏,擦槍走火在所難免;但在公民黨而言,要事後一笑泯恩仇,卻也有點強人所難——誰知握手言歡之後,會否又是一記回馬槍?兩黨要重建互信關係,恐怕非一朝一夕可成。

合併和反目之後,泛民之間的勢力地圖更見清晰。公民黨形象理性中產,社民連代表激進草根,民主黨則以地區工作取勝,泛民各派於政治光譜上的位置比2005年清晰得多。然而黃毓民 指下次政改方案推出時「泛民就會四分五裂」,亦是合理推測。江湖傳聞,每有重大事故,陳日君、黎智英、李柱銘及陳方安生4人多會站在同一陣線,在幕後綑綁或團結民主派,05年的政改方案即為一例。如今毓民與黎智英及陳方安生交惡人所共知,要令泛民站在同一陣線比以前更困難,而隨着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互不信任,有能力調和及團結泛民主派的人亦愈加難尋。

民主黨重新領導契機

可以想像,當政府再推政改方案,泛民討價還價的最大本錢在於23名議員間的團結。一旦有人人心思變,想以成為關鍵少數奪取政治能量,便極易出現泛民間互相指摘、互搶道德高地的亂局;泛民自亂陣腳,得益最終必是政府。此時,民主黨應可扮演更強的中介調和角色,而處理公民黨與社民連間的矛盾,以及團結泛民陣營中的獨立及「一人黨」議員,亦是整個民主黨和民主派面對未來挑戰的當務之急。

合併和反目,正正是民主黨重建其民主派領導位置的重要時機;民主派再沒有進一步分裂的本錢,民主黨務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有所自覺和承擔。

(刊於08年12月8日明報論壇版)

星期五, 12月 05, 2008

愛上古怪的香港──張虹與紀錄片同行的九個年頭

在 Google 輸入『香港/紀錄片/導演』,有26,900個結果,但真正相關的除了張虹的名字外,幾乎再找不到其他。

在香港拍紀錄片,張虹堅持了九年,拍得入不敷支,還是要拍下去。

古怪。太古怪。然而古怪的到底是香港?是紀錄片?還是張虹?

古怪的香港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樹仁社會學系畢業後,做過懲教署和康體署,又去了加拿大讀電影。『最初是想讀電視的,後來有個同學跟我說讀電影很有趣,叫我去試一試,於是便誤打誤撞去了讀電影。』在加拿大讀完電影,又在那邊搞電影節,留了十年,直到九四年才回港。那時香港電影市道還算風光,張虹便開始在電影幕後工作,但很快便發現電影行頭並不如理想,『大家好像不太認真,劇本可以好像隨便去寫一樣;拍電影的人也不是很熱情,而且階級觀念很重。』她自言太天真太傻,『總之感覺不太好。』於是張虹離開了片場,開始寫稿、教電影、做翻譯,『九九年很幸運得到一筆數目很小的錢,於是拍了第一部電影《看不見的女人》。』那是關於三個印度女人在香港的紀錄片。

接下來的九年,張虹陸續拍攝了《中學》、《平安米》、《搬屋》、《七月》、《問》、《問──大陸小學》、《農村初中》和剛完成剪接的《選舉》。除了在內地拍攝的《問──大陸小學》和《農村初中》,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都緊緊地扣連著『香港』這個主題,看得很細膩──我以為這種細膩必然扣連著很深的愛,或恨。『剛回來香港那兩年,我好憎香港。走出銅鑼灣和旺角便覺得很嘈吵、很辛苦、常忍不住和加拿大比較,很想離開。』現在呢?『香港很古怪。』張虹下了這個評語,是個讚賞。『我是拍了紀錄片以後才喜歡香港,』她頓了一頓,補充說:『也很難說是否喜歡,是有感情吧。』

她喜歡的不是狹義的香港,而是廣義的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回看在加拿大的十年,『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東西不懂』,試過有當地人問她關於共產黨的事,她只能很勉強地把媽媽告訴她的說出來,這才發現自己的無知。『即使回到香港也沒有立決心要去學習,一路只想拍攝紀錄片,但過程中發現拍紀錄片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慘的,我們主動拋棄我們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例如小孩子會放棄讀中文,大學強調全英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根,而我們卻「丟得就丟」,到長大了便發現會出事。』

『我現在做的事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我來說是學回廿年前沒有學的東西,』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香港和中國文化,『我覺得學了以後相差很遠,人會定一點,至少不會甚麼都不知道。』

電影有生命

張虹選擇了用紀錄片來記錄香港。她對別人的紀錄片的底線很低很簡單:不能做假。『你可以有立場,甚至可以刺激觀眾,但不能做假。』談到 Michael Moore(美國最賣座的紀錄片導演)時,她重覆了好幾次,『不能做假,給觀眾看到的都要是真實的。』

由拍攝《中學》開始,張虹總是鍾情於 Direct Cinema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Direct Cinema源於16釐米電影攝影機的出現,那使拍攝者可以輕易地進行移動和拍攝,但拍攝者卻不會干擾被拍攝對像的生活,只會像一只伏在牆上的蒼蠅一般悄悄觀察。Direct Cinema也有許多變奏,張虹最喜愛的是Frederick Wiseman的那一套。 『他那套我認為最自然。』沒有故事大綱,拍出來的是人眼看到的最自然的東西。『平常拍攝有時會將鏡頭放得很低或很高,這都不是我們正常看東西的角度,我們平時看到的是Eye Level的高度和角度,因此,我拍的紀錄片都是從這個高度和角度來拍攝。還有就是鏡頭不會亂動,這樣觀眾才能容易投入。』

她一方面用紀錄片的手法,不去做任何訪問,但另一方面,她亦用故事片的手法拍攝,追求影片的連貫性。在沒有劇本沒有旁白的情況下,就如Frederick Wiseman所言,導演的工作就是為電影建立『戲劇性的結構 (Dramatic Structure)』,將零碎的片段結合起來,讓觀眾看得見當中的脈絡。

沒有旁白的紀錄片,是否也在考驗著觀眾的分析思考能力?『我的影片都要觀眾自己解讀和分析,因此有些人看我的電影會覺得很累。例如《問》,當中有很多問題,不斷問不斷答,觀眾要一邊看一邊思考。當然有些要求會較低,例如《中學》,你可以在觀看時不斷思考,也可以看完笑完便算。』《中學》也是一個好例子,說明觀眾自己解讀的多樣性:『當時這片先是給被拍攝的中學校方看,他們看完後,覺得當中的學校非常好,覺得很滿意。但後來在公開播放時,街外人都覺得當中的學校很有問題。』又像《選舉》,『有人認為蔡素玉的表現很可愛,但也有人認為她是傻的。』我得承認,我是認為片中的蔡素玉很可愛的一個。

『如果用老套一點的話說,我認為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剪接時,不是我想突出哪幾條脈絡。我只是幫助它突顯出來而已。』

我不是搞社會運動

回顧歷史,許多紀錄片都是 propaganda 的一種,或是政權用作政治化粧,或是社會運動者用作推動社會改革。張虹怎樣看也不似是在政治化粧,那社會運動呢?『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她強調了兩次。『我的朋友常對我說︰「妳是搞社會運動的!」但我根本不是,我根本沒有使命感。我唯一想做的是拍紀錄片,我喜歡拍,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下去。唯一的使命感就是推廣紀錄片,這是我唯一可以說的。但很多人總愛說妳有使命感,你要怎樣怎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些效果,OK囉,但不是我的使命。』

『我最基本的目標就只是拍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好看,如此而已。』

(本文為全文, 短版刊於 11月19日 AM730)
文:林輝@Roundtable 整理:甘文峰、何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