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1月 31, 2011

大話

這大概是香港回歸以來──除了 「一國兩制」之外──最大的大話。1999年終審庭確認港人在內地子女有權來港,香港政府在法庭上輸了,卻立刻開動輿論機器,把內地人來港團聚定居說成會 令香港陸沉;當時的保安局局長,即是今天的尊貴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帶頭向香港人撒了一個瀰天大謊,就是指將會有嚇死人的167萬個內地人來港;後來再提 請人大釋法,硬生生地剝奪他們來港一家團聚的權利。

這個大話,迎合了香港人對內地人那種抗拒和恐懼,於是即使當時有許多人指出167萬這個 數字如何不可能、港人內地子女來港定居的權利是如何符合公義,大部分香港人還是立刻對此照單全收,並將此作為排斥他們的理據。到十二年後的今天,政府才肯 改過遷善,讓港人內地成年子女可重得港人身份,而當日167萬的推算變成今日原來只有數萬人有意來港。一晃十二年,多少青春就在毫無道理的等待中消逝。

當 權者的一個大話,不單剝奪掉弱勢者的權利,更為民粹的憎恨大開綠燈。香港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巿,大部分人在香港都不足三代時間,都是從各方歷盡艱辛來到這裡 建立起這個家;即使對新來的移民不同情,也應該有更多的理解和寬容。然而特別是在政府帶頭妖魔化內地移民、把他們塑造成只會來港拿綜援、拿福利的一群人之 後,針對他們而生的民粹主義更是日益增加。在網上多少人對他們冠以「蝗蟲」之名、諸多侮辱,然而為何可以對同根同源的同胞如此尖酸刻薄?即使功利一點而 言,香港的出生率極低,人口結構極不健康,過去多年的內地移民為香港提供的年輕人口,對香港整體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可謂功不可沒,可是卻統統被恐懼和憎恨 淹沒了。

政府撒謊,罪加一等,因為它的謊言會輔以權力,變成真正的傷害。別忘了167萬,也別忘了今天弄得一塌胡塗的領匯、蝕錢蝕到傻的迪士尼。還有高鐵,還有政改方案,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不要善忘,不要忘記罪魁禍首。

(刊於2011年1月31日AM730)

星期二, 1月 25, 2011

對立

Take a closer look,唐英年司長口中那些「剛愎自用地勇往直前最終會車毁人亡」的社運青年是怎樣的。

過 去兩個多月,每天都有巡守隊進菜園村,義務與村民一同巡守護村,他們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也許就是叫唐司長看不順眼的那些。護村,是因為政府背信棄義,甚 麼人性化處理、甚麼會協助建新村、甚麼先建後搬、甚麼足夠賠償,全都是廢話和謊話。事實就是,村民們在舊村被港鐵逼迫、在新村則被惡霸敲詐,還要面對無日 無之的抹黑,他們都只不過是想要一個家而已。

那天在菜園村,數百警察、保安和工人已連續三天結集村內,只為了拆掉村民的 家。就在那之前幾天,一位弱質纖纖的巡守隊員葉寶琳被工人撞傷;過了兩天,工人 趁一位村民與他八十多歲中過風的丈夫早上外出散步時,把他倆的家封了,叫他們無家可歸。之後那天,一位工頭將骨瘦如柴的朱凱迪整個人拋起,以驚人的功架將 他狠狠地撻在地上,恍似在拍《柔道龍虎榜》。而身邊的警察,卻視若無睹,恍似與他們無關──當然,他們進村是為了讓港鐵和地政可以「安全進行工程」,他們 要保護的大概不包括與拆村對著幹的村民和巡守隊員吧。

朱凱迪終於盆骨和頸部受傷,左手更被割傷,進醫院縫了三針,他之後在 Facebook 上報告情況,沒有責難那位工人,卻問:是誰將我們和工人對立起來呢?也許,那位工人的真正身份真是位柔道高手,只是因為有老婆仔女要養家交租供書教學所以 唯有收起自己的興趣和才能,做一個地盤管工,做一個以拆人家園為工作的管工。他要做好這份工,就在那個 moment,他爆了,因為他以為站在他的對立面的,是那個皮包骨的朱凱迪。但其實怎麼會呢?大家不是同樣都在政府惡劣施政和地產霸權過著苦日子嗎?站在 你的對立面的,是強權,不是和你同樣弱勢的小巿民。

巡守隊的年輕人守護菜園村,他們不只在保護這小小一條村子,而是在堅守一條陣線。這條陣線,就是對最弱勢者的公義;他們提醒我們,不要被表象的對立所蒙蔽,即使被打被拉,也要站在最弱勢者身邊,因為只有這樣,別人才會站在我們身邊。

我們不只是我們。我們都是菜園村。

(刊於1月24日 AM730)

星期三, 1月 19, 2011

突出矛盾 是為了什麼?

唐英年司長在Roundtable 舉辦的青年學術會議中以主禮嘉賓身分發言,直指80 後社會運動,語出驚人。我雖然對唐司長的言論實在無法苟同,但作為主人家批評主禮嘉賓的言論,卻也有欠禮貌。然而跳出逐字逐句的字面意義思考,將唐司長的 說法放在更大的脈絡中看,也是有意思的。

年長者對年輕人的要求

唐司長的發言,剛好是反高鐵包圍禮賓府、包圍立法會一周年,而 發言的地點則在一個青年活動之中,因此即使他的用詞用上勸喻、告誡的包裝,甚至肯定社運的價值,亦難掩其針對性甚至挑釁性;而用上「車毁人亡」、「剛愎自 用」等詞語,亦是刻意引起社會討論,是有意為之而決非一時失言。因此,理解他的意思,不能簡單地說他「不理解年輕人」,亦不能斟酌於他「只不過」是指「一 小撮社運青年變得最極端時會怎樣」的「善意提醒」;那不是同路人之間的提醒勸勉,而是年長者對年輕人、當權者對反對者、有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的要求。

這 種要求提出來,不是無的放矢,而是一種為定位而進行的操作,清楚地將我與他者劃分。這種劃分,當然令人聯想到未來特首的選戰——有論者指出,現時特首選舉 委員會成員中沒有一個是80 後,當然更沒有年輕社會運動者,因此唐司長的說法正是為了討好他們——這種推論也許過於主觀和誅心,然而唐司長要透過高調批評80 後來突出矛盾,再一次強化兩代之間、「溫和∕穩定」與「基進∕衝突」兩個陣營間的張力,卻是明顯的。

最終回歸各執一辭的結果

唐 司長為何要在「80 後」已漸被消化的時候,突然提出並突出矛盾、挑起討論,我無法確定。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由於沒有具體的衝突點(如具體政策和事件)只根據一個人的言論而進 行的論爭,最終必會回歸各執一辭的結果。然而論爭後雖然不會有什麼改變,但誰能藉此得益呢?這場有趣的互動,值得我們細心觀察。

(刊於1月19日明報)

星期一, 1月 17, 2011

曲線

這幾天最紅的,當然是同時面對西九總裁離奇辭職、申 亞失敗兼突然向80後開火的唐英年司長;但論近期在兩份左派報紙最紅的,卻非港台時事節目主 持森叔吳志森莫屬。眾所周之,自鄭大班和黃毓民二人先後封咪,香港較為敢於批評政府的電台評論人已買少見少,吳志森是其中一個。他不但一星期五天在港台 《自由 Phone 自由風》主持烽煙節目,也在多份報紙撰寫評論,更在《頭條新聞》中主持及以「太后」形象粉墨登場,深受歡迎,是本地少有多棲而敢言的評論人。

然而吳志森近期卻無端成了左報的大紅人,兩三星期內先有後多達十五篇針對他的「評論」文章,內容可謂極盡有趣之能事。就以其中一篇名為《吳志森豈可利用《自由風》節目煽動仇商仇富》的文章其中一小段為例,就可見當中的幽默:

「…… 吳志森又陰險地煽動說:『發水不需要坐監,建閣仔有危險,要坐監。』一個慣常與吳志森一唱一和的『聽眾』就『及時來電』說:『拉首富去坐三個月監, 香港記者都去監獄採訪他,除此之外香港就沒有新聞了。』此『聽眾』話音剛落,吳志森就與他心懷叵測地冷笑,極盡污衊抹黑之能事。」

小 一段,可以看出吳志森有甚麼罪名?有的,分別是陰險、煽動、與聽眾一唱一和、心懷叵測地冷笑、極盡污衊抹黑之能事──簡單一句,就是「唔順眼」。說實 在,因為批評中央政府和李嘉誠而被左報狙擊指責,實在是榮譽,更證明他說得好、說得對、說出了巿民的聲音。而更值得高興的是,平常森叔的言論難以進入內 地,如今卻可以原汁原味、巨細無遺地透過左報帶給內地讀者,要知道內地讀者讀報多年,自然懂得過濾無謂形容詞而讀出真實意思。我甚至有點相信,其實左報們 根本是用心良苦,借罵森叔開啟民智,曲線救國,難能可貴。

所以說,森叔實在不用擔心,這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左報們也不是你的敵人,相反其實都是你的戰友,暗地裡跟你一起為打開內地言論而努力呢!至於在香港的讀者觀眾聽眾,當然也會繼續以行動支持你,以及香港的言論自由,豈用擔心?

(刊於2011年1月17日AM730)

星期四, 1月 13, 2011

後華叔年代 重啟社運反思

司徒華去世,對於參與政黨政治和社會運動的人而言,也是一個重新檢視過去經驗的好時機。我們都同意華叔過去數十年對香港民運、工運和社運的重大貢 獻,他參與成立的三個團體:教協、民主黨(及其前身港同盟)和支聯會,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成為了香港爭取民主的中堅力量,特別是三個團體堅韌的組織力, 使它們能夠成為民主派的基本盤,度過低潮和寒冬。

工會儼成超市 參與漸被動

然而,在硬幣的 另一面,卻是運動的匱乏。超穩定結構的代價,也許就是失去了啟動運動的能力。以教協為例:70年代教協成立之前,是一場文憑教師運動,當時成功號召了香港 大部分官津補教師進行全港第一次的教師大罷課,迫使殖民地政府讓步,成功爭取教師權益,教協亦在這場運動之後被催生。教協成立不久後發生的金禧事件,教協 亦在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兩場轟動的運動之後,三十年來幾乎再沒有運動,教協儼然成了超級巿場的代名詞,老師們的政治參與也多只是被動員參加 集會的角色。

支聯會和民主黨的情況也相近,兩者都顯示出對社會運動相當保守的姿態,運動方法單一,領導和群眾的劃分亦分明,這也許正是超穩定結構的代價。

事實上,縱觀香港各個泛民政黨,對於運動的取態均傾向保守,議題亦多是回應性,遊行示威多只是政治表態,難聽點就是為了拍一張照片,即使是本來比較擅於動員群眾的社民連亦不例外。

職工盟街工組黨 政治新貌

更重要的,是這種行動方法早己被建制派完全複製,使用純熟。然而另一邊廂,較善於創造議題、進行大型動員的社會行動群體,卻對建立組織架構卻步,多以蚊型團體甚至游擊隊參與,其延續性只仰賴於個人而非結構。

在香港,惟有職工盟和街工稍稍比較能將社會運動、地區工作和可持續發展的組織架構結合,據說他們正考慮籌組工黨。如果他們能將華叔模式的結構與有政治能量的社會運動結合,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會為香港政治帶來新的面貌。

(刊於2011年1月13日經濟日報)

怪火

這個題目,看起來像衛斯理的科幻小說名,但卻是真真實實地在現實發生的。現實,有時離奇過小說。

南生圍這年正值面臨發展商開發危機,民間奮力抵抗,正稍見成效,偏偏接二連三出現離奇山火。這片濕地上星期更連續兩日發生大火,燒掉了大批甚有生態價值的桉樹林及蘆葦林,數千鸕鶿面臨無家可歸,警方經調查後認為火警沒可疑。

另一邊廂,搬村困難重重的菜園村這陣子亦面臨港鐵公司每日迫遷滋擾,在政府漠不關心、「由得你死」的態度下,菜園村更被蹂躪得滿目瘡痍。不單每天都有工程人員或硬來或偷雞地開工,這一個月來也和南生圍一樣,連續發生了三次火災,令村民人心惶惶,警方經調查後認為火警沒可疑。

回到巿區。上星期大角咀一座舊樓發生火災,這座舊樓被「著名」的地產收購集團收購了九成的單位,而保安員則在火災數日前被撤走。火災發生在其中一個仍在經營的地舖單位,結果不單這個地舖損失慘重,更活活地燒死一名在舖內留宿的男子,警方經調查後認為火警沒可疑。

當然,我只是依賴常識的一個普通人,豈敢質疑警方的專業判斷,我只好形容這些意外為「怪火」。然而,我知道假若怪火繼續出現,對我城不會是好事。一個個弱 勢的生命,無論是村民、窮人、還是大自然小動物,他們都只不過希望可以過些簡單的生活,不必錦衣華服,但求三餐一宿、平安生活,如果弱勢者連生命安全都不 能被保護,作為香港人,我們真可無動於衷?

怪火意外每發生一次,也就是對我城的安全、法治和人權嘲笑一次。新警務處長今天就上任了,除了緊張中聯辦門外偶爾出現零星火頭,他會關心這些威脅弱勢者生命的怪火嗎?我拭目以待。

(刊於 2011年1月11日 AM730)

星期四, 1月 06, 2011

序:三十而立--見不到的出路

說起八十後,其實八十後們也陸續踏入三十歲了,包括我。有說三十而立,我們已不是「青年」這麼簡單;而在這立之年談的,不只生存,而是生活。

生活一點不簡單,特別對於八十後。當然年長一輩的會不同意,說當年我們點點點,還不是捱過來了?但時代變了,今天的新一代不用面對戰亂,卻面對著另一種困境;然而即使是同一個年代,應對方法亦有不同,有人更積極改善個人生活,亦有人寧願參與改革社會制度的運動,兩者其實同樣指向一個更理想的生活。

也許因為更多八十後發現,社會和制度不改變,必會制造更多不公平和不公義,因此在這一年間,願意踏前一步,於是有了浩浩蕩蕩的反高鐵運動,以及更多遍地開花的行動。這些運動背後的原因,以致它與整個新世代面對的處境、香港社會的經濟結構等等的問題,在過去已有不少的討論,但卻少有將這些精彩及重要的討論歸納起來,更全面地去理解它們。在這本書中,鄒崇銘、李祖喬、黃宇軒、許煜、韓江雪和小弟等,嘗試為以八十後為主角的社會運動作分析;另外亦收錄了趙來發、董啟章、朱凱迪、安徒、梁啟智和周澄等的精彩評論,描繪出關於八十後的一個更整全的社會圖像。

我相信,關於「八十後」的研究的意義,並不局限於當下一刻、當下這一群人,而是更廣義的關於本土的生活問題。我們希望在香港這個地方怎樣居住、怎樣工作、怎樣面對中國與世界、怎樣面對未來,這是「八十後」帶給我們的思考。

這條路不容易走──我的一點社運回憶(收錄於《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

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日子並不長。記得第一次參與遊行是97年6月30日晚上,那晚和友人路經立法會,見到被迫落車的民主派在立法會的露台一字排開,抗議另起的爐灶臨立會,要求民主回歸。他們準備了一塊超長的黃布,叫大家在上面簽名,然後將黃布圍著立法局/會。我和友人互望一眼,於是一同走了過去,幫忙拿著那塊黃布。然後我倆隨著大家遊行到政府總部,說起來這是該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遊行,我還記得那時叫的口號是『民主回歸』。

03 年6月,沙士過去,23條來襲,我剛大學畢業。那年大學學生會缺莊,我和同學在新聞組上自行組織同學一起七一上街,初次嘗試「網絡動員」。終於那天陽光普照,和數百同學一起跟著大隊,由中午走到夜晚,在街上高唱海濶天空,流著激動的汗水。回家以後,腎上腺素減退,才發現全身燒焦,疼痛難當。然而第二天的拿著報紙頭版,看見那沒有盡頭的人潮,又不覺疼痛了。

兩次的七一,相隔六年,對我來說同樣重要。97年的七一,是主權的移交,意味著香港人的身份改變;03年的七一,是人民的奮起反抗,宣佈過去六年的管治失敗。兩次遊行,我都是參與者,社會運動於當時的我而言,基本上等同響應政治領袖號召,協助宣傳、準時上街,人數是表達民意的最大武器,而巨大人數則需輔以「和平理性」方能發出最大的道德威力。香港社會自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後,對於「衝突」生出莫名抗拒和恐懼,逐漸變成89年百萬人大遊行而平安無事、每年六四在維園靜坐顯示堅持的習慣;而自八十年代由街頭踏進議會的社會運動者,亦透過這些大型的群眾集會鞏固支持者。而偶爾出現過的衝突行動,例如居港權事件或學聯的世銀抗議,均未能成功藉著行動堆動輿論、打動民意,反而換來大量抹黑與拘捕檢控。這種想法在03年七一遊行的成功中進一步被鞏固,但如此定型社會運動亦同時窒礙了社運更多的可能性。

世貿、利東街與保樹立人

2005 年年底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對許多香港社運人是難得的一課。韓農事先張揚會來港抗爭,香港政府則以大量的公關手段為他們營造瘋狂暴徒的形像。然而韓農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久以來的抗爭經驗使他們目標明確,有氣力、有紀律、而且善於利用多元化的直接行動,將理念透過媒體向公眾解釋,獲取公眾的支持。即使他們使用了過去在香港視之為禁忌的「激烈」的肢體衝突,但他們在港短短個多星期時間裡,將巿民對他們的不理解甚至恐懼,轉化為不少的同情和支持,輿論亦由一面倒的妖魔化變成正反各半。他們既有搶盾牌和硬橋硬馬的衝擊,亦有清潔垃圾、將盾牌交還警方的一幕;他們三步一跪,更把香港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面對他們的認真,我們一班身處韓農旁邊的香港社運參與者,除了對他們的行動作出支持,也深刻地對本土社會運動的方法、理念和視野作出反省。

世貿會議發生整整一年後,發生了保衛天星碼頭的事件,震撼香港。保衛天星碼頭的行動,對政府、議員以及社會大眾來說,這行動仿如由石頭爆出來,參與行動的人既無團體組織,又無先兆,唯有將事件理解為「網絡動員」的結果,又或是純粹的「青年躁動」。然而天星事件其實並非沒有先兆,除了是一年前世貿會議帶來的檢討結果,亦與另外兩場運動有關。其一是04年開始的由利東街重建引發的社區運動,逐漸聚合了一班關心巿區重建、社區網絡的人

開始建立了社區、文化和歷史等作為經濟發展以外的重要價值的論述,而他們當中不少亦成為了後來的「保育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另一場運動則是發生於世貿會議數月之後的中大「保樹立人」事件,由一班中大舊生及同學發動,事源於反對中大校方斬毁池旁路的砍掉三十五棵大樹,而進一步反對中大過度發展校園的政策,可以說是一場小型的保育運動。

及至06年12月12日,當朱凱迪、陳景輝他們衝進清拆天星碼頭的地盤,坐上推土機上阻止工程進行時,同時也為香港的社會運動寫下了新的一章。

「本土」與「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運動,被認為是香港保育運動的開始,也是「八十後」運動的前身。如果相比後來的反高鐵運動,天星及皇后更似是個摸索階段,是香港的社會運動界消化世貿經驗並將之本土化的過程。進入天星碼頭並非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卻更似是一次以直接行動驅散無力感的動作,將過去對使用直接行動的恐懼拋諸腦後。也許是因為巿民本來就對天星碼頭充滿感情,也可能因為韓農令巿民對直接行動的接受度有所提高,衝進地盤的行動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大反感,甚至反而一度令議會裡幾乎所有黨派的議員站在同一陣線,要求政府延遲清拆碼頭。行動使傳媒將焦點放到歷史文物的保育政策上,但從歷史我們學到,新聞議題來去如風,如果不能將之延續,很快便會被社會遺忘,亦難以帶來更大的改變。因此,大家在被強行拆去的天星碼頭前,將焦點放到旁邊的皇后碼頭。天星的散兵遊勇們組成「本土行動」,雖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但其「本土」及「行動」二詞意義重大,也頗能反映了整個運動的想像。

「行動」二字顯而易見,是不甘於過去只靠也只需數人頭的動員模式,動員的量與質同樣重要。透過行動,貫注給整個運動更多的能量,然而行動的意涵亦不止於衝突式的直接行動,包括更多元化的工作。以皇后碼頭為例,先有大量的歷史、建築、美學和文化調查,重新發掘建築本身的價值;同時也對政府的交通、基建、文物政策作出研究以及回應,因此亦出現如利東街「啞鈴方案」的「民間方案」,具體指出進行基建同時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性。而自5月份開始,行動者進駐碼頭,進行長達三個月的留守行動,期間在碼頭向公眾進行了數十次導賞,亦在碼頭進行各種展覽及音樂會、論壇等活動,讓公眾更了解碼頭及保衛行動的理念,從而展示決心,爭取公眾支持。而在半年的運動當中,行動者不只被動地依靠主流媒體垂青,亦大量地透過民間媒體及民間報導進行宣傳及動員,甚至反過來帶動主流媒體;相比政府一成不變的官腔,來自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支持也使運動更具說服力。

到運動後期,面臨當局清場之際,行動者則提出「不遷不拆不告別」的立場,進行最後的堅守碼頭的行動,包括成立了輪流在碼頭上層站崗的「俄羅斯小組」、三位年青朋友進行無限期絕食,並呼籲支持者一同參與留守。在清場以前幾天,每天均有不少巿民來到碼頭,當中許多是被行動者所感動,專程到來聲援的;而在清場之前一晚,更有數百人前來通宵留守,各個年代的社會運動者都來到了碼頭,是近年少見的場面。

由本來不過是理所當然地被發展巨輪輾碎的區區石屎建築,變成能觸動這麼多人與她一同負隅頑抗,並非偶然,而是「本土」成了當中的一條紐帶,把人、歷史和土地連結起來。以「本土」之名守護一個充滿殖民地意涵的建築物,容易被人指為眷戀殖民地時代,然而正如安徒指出「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1]在講述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故事時,除了記住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更多是在強調香港人在殖民地上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一個有主體性的社會。特別是回歸後對中國既愛且怕的情緒之中,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更強的需要,「本土」正是香港人瞻前顧後,從歷史和空間確立自己的一把鑰匙。

「八十後」的異軍突起

皇后碼頭運動過後,以「本土」為主軸的社會運動似乎沉寂了接近兩年。這兩年時間正是大家整理過去經驗,並化整為零地重新投入到不同的議題中,包括了巿區重建、公共空間、又或是六四紀念等,而部份朋友則機緣巧合地進入了菜園村。一直以來,社運界的關注都集中在城巿,對新界土地的種種了解不深,因此一班朋友花了不少時間進行研究、整理資料,並寫成民間報導解釋情況,這些前期的研究和書寫工作,對後來的反高鐵運動的動員和爭取公眾支持,功用非常大。反高鐵的運動由菜園村開始,在09年11月之前的反高鐵運動主要都是菜園村「苦主」們的保衛家園運動,很容易便會被認為只是賠償問題,議題公共化的潛力有限。直至兩件事發生:首先是政府宣佈高鐵的造價由之前的三百多億倍升為669億,巨額公帑的投資使高鐵不再是只與菜園村苦主有關,而是全香港人都變成了苦主。其次是一眾支持菜園村的年青朋友,希望借用「青年」的身份去介入運動,希望藉此可以為運動帶入新角度,爭取更多巿民的支持,於是順手拈來,用了「八十後」為名,不料竟一併引發了社會對此的激烈討論。

眾所周之,「八十後」一詞源於內地的「80後」,意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香港的情況當然不同,因此亦容讓社會對此各自詮釋。「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出現之前,社會已隱然有世代抗衡的情緒,例如大學生的四千元實習計劃、中學生的驗毒計劃、以及青年人無力負擔高樓價等,都在顯示出「成年人」認為「青年人」面對諸多問題,於是以「為你好」的心態出手;然而「青年人」並不領情,反而抗議「成年人」創造的結構根本就是問題根源,卻要「青年人」承受。但多個討論均是零散及議題主導,兩代人難以集中討論及理解兩者期望與現實間的落差。事後回看,「八十後」異軍突起,竟無意間為這種蘊釀多時的情緒提供了著力點,有關世代的爭論竟在反高鐵運動之中爆發,卻是始料不及。

從運動角度看,用上「八十後」一詞並非要強行代表眾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的人,而是借此名介入反高鐵運動,以一個新的身份和角度,為運動創造更大空間。事實上,「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常強調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思潮,而非一群以生理歲數劃分的人群體,因此那些「我也是八十後,但我支持建高鐵」的說法其實並無意義。這種思潮指的是對我們生活的重新考量,例如城巿發展的方向、例如追求更公平的制度,其實與兩年前本土行動留下來的思考不謀而合。就如陳景輝在《香港家書》[2]中指出:「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 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Web2.0
的「網絡動員」

由 2009年12月18日到2010年1月16日,短短一個月內在立法會外進行了四次集會,由一開始的千餘人到最後的過萬人,如此風風火火的運動,再一次使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目瞪口呆;無法應對,唯有老調重彈,再一次將原因歸究於「青年躁動」和「網絡動員」。青年不是因為買不起樓而出來抗爭,這早已非常明顯;倒是網絡動員仍然被不少人認為是能在短時間內聚眾的主因。網絡的確在近年的政治中佔著越益重要的位置,自03年七一已有網絡動員的說法,在04和08 年兩次立法會選舉中各政黨亦嘗試使用 Youtube、Facebook 等為自己拉票;而在反高鐵以後,政府亦開了 Facebook戶口「與青年人溝通」。互聯網及其 Web2.0 的工具確實是很有用工具,但卻不必被神化,好的工具還需用對方法,才能發揮出效果。

網絡動員其實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吸引眼球,引發好奇;第二個層次是提供深入資訊,並說服或感動網民將關心變成行動。光有有趣的話題、搶眼的文宣,只能製造網上「花生友」,並不足以推進運動;但亮麗的東西確能挑起興趣,使受眾主動對事情加以理解;這時如何去說服和感動,使他們加入行動,便成了真正關鍵。 Web 2.0將主流媒體生產資訊的壟斷打破──過去需要有錢有機器有專業技術才能向大眾生產資訊的時代,在網絡媒體群起的今天已是歷史;現在的問題反而是資訊太多,如何在眾多質素參差的資訊中脫穎而出,得到讀者的選擇和信任。「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善於使用網絡,既有第一層次的亮麗過癮的圖像、相片、音樂和影片,更利用不同的行動,帶動主流媒體對事件的關注,最終指向的還是第二層次、兼具研究及辯論的理據舖陳。

要推動運動,行動始終是核心。「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的行動令人眼前一亮,除了因為積累了過去反世貿、天星皇后等多次運動的經驗,亦由於各路人馬走在一起產生的化學作用。除了有較善於理論和媒體策略的一群,還有非常重視行動的一群,以及善於美學和藝術的一群,這種組合使「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比「本土行動」更重視將理論、美學與行動融合,也令一系列的行動比過去的更具創意、幽默和多元化,而代價則是大量的討論以及每晚開會開至天荒地老,這也使我們得到了「致命的認真」的評價。

根據民意調查,09年中時興建高鐵的支持度是85%,但在10年1月卻急降至45%,與反對度不相上下,證明反高鐵的行動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也成功將議題與社會大眾連結。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苦行、斷食、借阿凡達反高鐵、音樂會、快樂抗爭、包圍禮賓府、萬人包圍立法會,表達了多種不同的感情,而非獨沽一味的衝突和憤怒(當然衝突和憤怒都是必需的),為反高鐵塑造了更立體的形像,亦開拓了更廣闊的支持者群體。也許這種說法是美化了本來只不過是藥石亂投的行動意識,然而這確實是本地社會運動者上了的寶貴一課,為「行動」再添上了更多的思考。

最強大的武器

故事當然未完,這只是我在參與過去幾年的社會運動中的一點整理,抗爭的路仍然漫長。過去幾十年社會運動不斷演變,由社工主導變成議會主導再重回民間主導;議題由主打民生變成主打政制再變成抗衡發展主導;行動和動員模式也一變再變。這幾年得到的小小優勢,我們能走得比當權者快、搶走了主導議題的位置,不是偶然,而是建基在無數次的失敗之上;但對方學得也不慢,稍一不慎便會被追上。在這追求公義的路上,荊棘滿途,也許只剩「致命的認真」才是我們最強大的武器。

[1] 安徒:《當年也曾激情過﹗從保衛皇后到香港的代際衝突》,明報,2007年8月5日

[2]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hkletter&d=2010-01-09&p=1085&e=102518&m=episode

還要讓子彈再飛多久?

浙江溫州樂清市的錢雲會事件,始終還是沿著「徵地拆遷——上訪維權——死亡事件——疑似冤案——群體事件」的方程式發展。錢雲會這位寨橋村前任村委會主任,為了為自己的村民維權,過去6年曾入獄3次,半年前出獄後,仍繼續他的維權工作;而在聖誕節當日他被發現被一輛工程車壓死,照片在網上發布後立刻被認為是謀殺,而且是被當地政府所謀殺,於是網民紛紛發起到樂清去「圍觀」,也有民間團體發動公民調查,內地眾多媒體亦紛紛介入。政府雖然如常否認這是一宗謀殺案,但網民根本毫不相信,在樂清當地更發生了大型的群體事件。而媒體不但開始理清過去多年樂清的徵地拆遷冤案,更揭發了調查組長自己亦有瀆職賺取巨利,連同「車禍」真相本身,事件仍然疑團重重,未能告一段落。

政府信譽低落,難以令人入信,但包括許志永律師的公盟調查團經過調查後,竟也得到與政府類似結論。公盟的調查認為這的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雖然絕大部分村民都未有目睹事件經過,但由於錢雲會帶領村民上訪多年且屢遭打壓,村民都為他抱不平,所以主觀且悲憤地相信他是被人害死的。但公盟這個調查結果也被網民質疑,簡單來說就是不相信兇手「竟然」不是政府,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可謂到達了極致。

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到了極致

《讓子彈飛》中,姜文飾演山賊頭領要鼓動人民一同扳倒周潤發飾演的惡霸,無奈人民即使手上拿了武器也不敢衝上前,於是山賊頭領拿了惡霸的替身,宣告天下已把惡霸擒獲,人民才一往無前地向前衝;而那個惡霸是真身還是替身,其實並不重要,他只是給人民反抗的一個理由、一個時機。在樂清事件中,錢雲會怎樣死並不是最重要,因為在一個政府打壓異見者、封鎖消息屢見不鮮的社會,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早已溢於言表,只要有事件發生,立時如燎原之火狠狠地燒起來,「未審先判」以及群體事件,自然無法避免。

政府每說一次謊、每打壓一次言論,其實也就是射出一顆子彈。短期也許對政府有利,然而「讓子彈飛一會」之後,應聲倒地的,卻是政府的信譽,和人民的信任。

(刊於2011年1月6日明報)

星期一, 1月 03, 2011

歸程

撰文之時,突然聽到華叔司徒華病逝的消息。

我自小在觀塘長大,成年之後投下的第一張票,就是投給華叔及當年的民主黨的。華叔可說是我最早認識的政治人物,那是89年,他在香港領導著聲援北京學運的行動、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和港同盟的時候;和官仔骨骨的李柱銘相比,司徒華自沒有那種外在魅力,卻散發著另一種發自內心錚錚風骨的懾人風采。後來知道多了他的過去,也多讀了他在明報《三言堂》的文章(他早期的結集我全都有買),更尊敬他的忠於信念、腰板挺直。

大學畢業以後,我有幾年是為已故的民主黨區議員歐玉霞工作,也因此至少每年會有一次機會,見到已退休的華叔親臨為街坊寫揮春。那時候的華叔的身體已不算很健壯,走路慢慢的,但是寫揮春時卻能運筆如飛;對街坊的要求,他幾乎有求必應。我每次見到他,每一次都如粉絲見偶像般戰戰兢兢,也不敢多說話怕出名嚴格的華叔責備。惟有一次,那是天星事件之後的那個新年,我在華叔為所有街坊寫完之後,悄悄他請寫了一對揮春──「天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這對揮春仍貼在我家客廳內。

我就是如此一個小粉絲。華叔作為一個教育家和政治家,不但律人嚴,律己更嚴;一生不畏強權、不羡富貴,數十年來潔身自愛,那是真真正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甚至聽建制派的朋友說過,即使是中共政府中人,亦同意華叔是個可尊敬的愛國者。儘管我不盡認同華叔對政改的立場,但他過去數十年對香港社運、工運和民主運動的貢獻,絕對瑕不掩瑜,他從來都是我最尊敬的政治人物。

我想起北島的詩《歸程》:「是的,你不顧一切/總要踏上歸程/昔日的短苗/在被拋棄的地方/早已經繁衍成樹林/守望道路,廓清天空」民主運動的種子,在他的一代撒下了,就由我們這一代讓它拙壯成長。華叔,請放心吧,一路走好。


(刊於2011年1月3日AM730)